张春田推荐《抒情中国论》：抒情，为何让鲁迅和朱光潜留下公案，陈世骧和高友工直追思想史|ECNU-文汇讲堂•人文大书架No.4

自从1971年旅美学人陈世骧在美国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宣称“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以后，“抒情传统”论就日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颇具范式意义的论述架构，在港台和海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反响热烈，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蔚为大观。近年来，一些学人尝试重新反思和激活此一论述体系的生产性价值，以因应今日世界中文学意义及文学研究意义的危机化现象，于是“抒情传统”论便在新的视野和问题意识之下，突破了原先主要限定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范围，与全球化时代人们普遍关心的人文议题形成广泛的对话，同时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比如，王德威教授把抒情传统话题引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讨论之中。同样把“抒情传统”论作为现代中国一种积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的，还有陈国球教授。他与王德威合作编选了文选 《抒情之现代性》，在学术史的意义上考镜源流，对这一论述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语境作出了相当全面的梳理，为在广义的抒情视野中勘探中国现代性重绘了一幅地图。不仅如此，他更孜孜以求，寻绎“抒情传统”论本身出现和发展的因由及轨迹，以更为后设的立场提出“为什么我们说（再进而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文学是一个抒情传统”的问题。这就把知识生产背后的话语与权力、关怀与承担等复杂因素都带入到聚光灯下，让我们看到“抒情传统”论不只是一种关于文类特征的本体性讨论，更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动和文化转型的一种回应方式，是特定生存情境和心态的编码化，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部分。如此，我们方可理解他为何要把穷数年之力写成的新著题名为《抒情中国论》。这是一本关于“抒情”，但更是关于“中国”的厚重之作。

、《“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

在《抒情中国论》中，陈国球不仅重译了陈世骧最初以英文发表的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宣言文本，同时也勾连出文本出现的特定场合，以及所参考的相关学术资料，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到此文采用比较视野和化约式论述策略的因由。进而，在此著主体部分，著者从对多个学者著作的梳理中，呈现出现代中国抒情论述的一条具体脉络。从周作人、、朱自清开启先声，到鲁迅、朱光潜、沈从文各有酝酿发展，再到宗白华、方东美的精深表述，最后在陈世骧、高友工那里，总其大成。

著者对这一学术脉络的讨论，并不是单单截取若干词句，而是知人论世，在学者个人的生活史、学术取向与时代风云的互动中，展现学者关于抒情传统论述的各自风采。陈国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洞见的看法。

比如，他比较和朱自清对“诗言志”的阐释，认为尝试“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的地图上”，要对中国文学的特点“作出‘起源论’的解释”，这是一种文学史的建构；而朱自清则从文学批评史的立场出发，“关心的是批评意念如何为具体语境和历史脉络所‘多重限定’”。这一论断非常透辟地论定了两人之别。而陈又指出两人之论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承认抒情传统的存在。这些是在以往的文学批评研究中是没有被说清楚的。

朱自清著作《诗言志辨》从文学批评史的立场出发，对“诗言志”的阐释

又比如，陈国球重访鲁迅和朱光潜关于陶渊明的争论这一现代学术史上的公案，提出“鲁、朱之辩也是情感如何安顿的问题”。

如何抒情，在现代中国的“的确是一个严肃而又难以回避的问题”。陈国球引入沈从文关于新诗和短篇小说的相关意见，以沈从文的文学感应来反观文学现代性中的困局。沈从文“将生命交付以文字‘抒情’之大业”，他的“抽象的抒情”正是对如何安顿主体生命的回应。

陈国球这样的引述，无疑大大拓展了原先抒情传统论述的范围，揭示出抒情论述是如何凝定了文学和伦理相互结合的特定时刻。这种穿透性的洞察，还体现在陈国球对一些学者屡用的概念的重新解读上。

比如，他指出宗白华的“意境”、方东美的“生命情调”等概念和语词的使用，是有特定的心境与深远的幽怀贯注其间的。看似“逃避”到纯文学和艺术的世界中，其实在在充盈着感时忧国的情怀和文化自省的冲动。在陈看来，现代中国的抒情，不仅作为内在自我的形成和表述的方式而存在，更是一种生存情境的编码化，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回应而存在。而讨论抒情传统，更是需要对此关键之处留心，并且承继发扬。

陈世骧、高友工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 (Jaroslav Průšek)是谈论抒情传统时被提及最多的三位学者。对这三位学者的讨论，陈国球也自出机杼，选择了新颖的叩问角度。他利用了大量新资料，展现出一个“抒情传统论述之前”的陈世骧，令我们了解到陈世骧1970年代的宣言并非凭空而起，相反，从他个人生命和学术史上说是水到渠成的发展。他显然赞成陈世骧曾经的老师艾克敦（Harold Acton）在回忆录中的追思，“陈世骧的学术其实寄寓了他当时对时势的关怀，以及离散在外而又心系故国文化之感情”。陈国球凸显了陈世骧考掘文史知识以外的意义。

至于高友工的“抒情美典”的论述，陈国球提醒读者注意：高友工分析哲学的理论根底是他论述的基础；“抒情美典”是一个“假设的理想架构”，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思辨的归纳和推衍；而且，“抒情美典”论如何与文化史和思想史关联，高友工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几点精当的概括不仅彰显出陈国球对高友工理论架构的熟稔，而且也暗示了他个人对抒情传统论述是很有内在的反省力的。

陈世骧（左下）、高友工（上）和普实克（右下）（Jaroslav Průšek）

在我看来，《抒情中国论》并不是一本关于文学史或者文学批评史的著作，而是一本深具理论抱负的著作，那就是在现代性和历史性的视野中重新思考中国的抒情。如果说从古希腊以来，“抒情”在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就是一个不断被发展和修正的重要概念，从一种文类，到诗歌中情感的或类似歌一样的质素，到与“史诗”、“戏剧”并列的三大文体之一（抒情诗），到一种诗学特质，再到文学、音乐与其他通俗文化中的表达形式，甚至关系爱与欲望的建构，本身流动多变；那么同样，在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往复、增殖和自我更生中，“抒情”也早已从诗学类型和特质的概括，走向了更广阔的问题领域。

“抒情”的今昔对话，，“抒情”与主体型构的关系，都是今日言说“抒情”所不能不措意的关键之处。这本书关于中国抒情理论的整理和追问，在很多层面，都与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中的抒情论述，构成了潜在的对话关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