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字了解中国哲学史

2021-07-08 11:33:21


一万字了解中国哲学,其实不太可能。那为什么还这么讲呢?因为一场讲座,最多也就聊一万字。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有书合作的线上讲座上讲的内容,讲的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1、

写中国哲学史,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就是冯友兰。他写过三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是用英文写的,本来翻译过来应该叫《中国哲学小史》,但已经有一本《中国哲学小史》在之前就出版了,所以改成《中国哲学简史》。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写中国哲学史,有人写得厚,有人写得薄,无论写成什么样的篇幅,都不如冯友兰写得好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古人著书,讲究体例。你有没有水平,看一下你的书的章节目录,就有数了。框架体现见识。就好比讲三国猛将,你不讲吕布,你讲廖化,那你是什么用意呢?你得给出你的用意和合理的解释,如果你是随便讲,翻到哪个人名就讲哪个,肯定就不行,层次就下去了。
 
有人写中国哲学史,就是把他自己发表的论文凑起来,比如他研究魏晋比较多,魏晋就占了一大半篇幅,王弼、郭象讲得很多,朱熹、王阳明讲得很少,那就有问题。(大家注意,我刚才提朱熹、王阳明,因为我们是讲座,要是写书的话,就不合适,应该写朱熹、王守仁,或者朱晦庵、王阳明。这是著书的规矩。但我是面向大众、面向网友讲东西,有一次我发微博,提到梁启超,我说任公如何如何,有人回复我:你跟梁启超很熟吗?装逼犯。所以像我们聊天,我就选大家熟悉的名字。要是写书,你这边写王阳明,那边写顾炎武,人家会觉得你尊重王阳明,不尊重顾炎武。这个细节很重要,但很多人不懂。)
 
言归正传。有人写中国哲学史,前边,孔子是一章,老子是一章。到了后面,毛泽东是一章,李达、艾思奇是一章,冯友兰是一章,这就乱了。再过一千年,公元3000年的时候,回顾中国的哲学史——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中国哲学史了,为什么呢?因为从20世纪往后,世界的文化相互渗透影响,没有纯粹的中国哲学史了,往后的中国哲学,就一定要跟西方哲学发生关系,那么谈到中国哲学史,很可能还要截止到冯友兰截止的地方,到后面再写,需要换个体例。这就好比二十四史、清史稿,再往后,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能再按照本纪、列传那种文言的方式写吗?肯定不行了。想超过冯友兰,也不容易了。——但我们说,假如公元300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中国哲学的历史,不是回顾一本书,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你会发现,毛泽东、李达、艾思奇、乃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能跟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相提并论,并列起来吗?绝对不能。这就是他那本书的问题。写书要有历史的眼光,不说一千年,至少一百年、两百年之后,你的框架、你的评价体系,是大体上站得住脚的。
 
冯友兰就做得非常好。他真的是做到了客观、公正、公允,就像高校排行榜,冯友兰排的我们认,你把郑州大学排到第一,排到北大清华前边,我们是不认的。所以,简史,不仅仅是篇幅小,在有限的篇幅里面,重要的人物你要都涉及到,你的篇幅、详略要体现你评价的每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而且,每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拆开来讲,都能讲成一本远远超过《中国哲学简史》篇幅的书,那我如何在一两千字的篇幅内介绍他呢?面面俱到是不可以的,也没有篇幅,要取舍,把他最重要的东西、对当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东西点出来,那么,哪些地方详,哪些地方略,就十分考验功夫了。
 
这里插一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两个翻译的版本,涂又光的版本和赵复三的版本。哪个版本更好呢?我认为是涂又光的版本。赵复三的版本,把其中提到的古人的话,全部翻译成了现代文,这个读起来是方便了,但是古文很多地方是不容易翻译的,翻译,就好像吃人家嚼过的馒头,很多重要的地方丧失掉了。我看豆瓣的评价也很有意思,有人读涂又光的译本,读到引用古文的地方,读不懂,干脆直接读英文版,一读就懂了。他对英文比对古文亲近,这是很大的障碍。不懂古文,很多东西很难理解。这就好比你看美国片要看中文配音的感觉。
 
2、
 
我们现在说,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里面,排个名次,能不能排?谁排第一,谁排第二?有些地方能排,有些地方不好排。比如,孔子第一,就比较好排,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谁对中国的影响超过孔子呢?但第二就有争议了。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好像很简单,老子第二嘛。不是那么回事。历史上到底有几个老子、《老子》这本书是谁写的,经过几个人的手才成书,这些问题都很复杂。老子在民间有地位,比方说,西方有一个影响世界的100个人名单,其中中国人就两个,孔子和老子。但这里的老子呢,有点像观音菩萨,他主要是人们观念里的老子,一代又一代的人,把自己对老子的想象理解加在老子身上,塑造出来这么一个人,这和孔子是不一样的,孔子只有一个,《论语》也确实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的,记载的孔子的话应该都是真的。
 
所以,要讲影响中国哲学的第二个人,我可能会选朱熹。朱熹对于他之后的八百年的历史和哲学,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的思想层面上的讨论,都不能绕过他。老子应该放在朱熹后边,排第三。不同的排序,就可以看出不同人对中国哲学的不同理解了。第四、第五没有什么疑问,就是孟子、庄子。
 
但是到了第六,疑问就大了。当然,给哲学家排序本身就有疑问,但它是一个容易看出彼此之间对哲学史理解差异的一个简单方法。前五名是孔孟老庄和朱熹,大概比较好确定,第六名选谁,马上就能见出你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兴趣和偏好。有人会选毛泽东,那这种人你不要跟他谈中国哲学史了,他不懂。毛泽东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掺杂了一些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对毛泽东个人的一些影响,但他的那套理论,不能够叫做中国哲学。有人会选董仲舒,这种人就有点意思,他是有些水平的,他知道董仲舒对中国思想史影响不小,他开启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的争论。但要说孔孟老庄和朱熹之后,就该数董仲舒,还是有一些疑问。因为中国思想史上,还有比今古文经学更重要的争论。
 
有人说,荀子,这人也有水平,他知道荀子的意义几乎可以与孟子并列。比如章太炎有一本书叫《訄书》,后来改名《检论》。《訄书》第一节叫“尊荀”,第二节叫“儒墨”。尊荀就是推尊荀子。可想而知,荀子在章太炎眼中的地位,不过后来改名《检论》时,又修改了,第一节叫《原学》,第二节叫《订孔》。荀子和孟子的争论,也就是性善和性恶的争论,是一个比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争论更重要的一个争论。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只有在汉朝和清朝才是重要的课题,而性善性恶的争论从先秦就有,而且比较持久。
 
但性善、性恶的争论,依然不是最大的课题,还有比它影响力更大的。那就是儒释道之争。前五名里面,儒家占了三位,孔子、孟子、朱熹,道家占了两位、老子、庄子,第六位你能不给佛教一个名额吗?毫无疑问,儒释的争论,在思想史上,影响力远远超过性善性恶、今古文经学。那么第六位给谁呢?
 
应该说,给六祖慧能大师。但你要知道,佛教里,要真选老大的话,不谈印度佛教,不谈释迦牟尼、龙树菩萨那些,只谈中国的佛教,至少两个人可以与慧能并肩。而且只有两个人能与慧能并肩,找不出第三个。哪两个?鸠摩罗什和玄奘。没有鸠摩罗什和玄奘,就没有中国的佛教,也没有慧能。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在鸠摩罗什和玄奘的时代,佛教是处在积累的阶段,到了慧能,把积累的许多东西消化掉了。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鸠摩罗什和玄奘是用的正的方法,是在做加法,慧能用的负的方法,在做减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用的就是负的方法,这个说法很简明,鸠摩罗什和玄奘,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印度的东西翻译过来。而体现中国特质的东西,在慧能身上。鸠摩罗什和玄奘还是印度的思想,真正在中国本土和中国思想结合,发生作用,要数慧能。慧能虽然是禅宗六祖,他比初祖达摩的意义要大得多。
 
所以,我们知道,提出这六个人之后,对中国思想史的格局,是大体上清晰了的。可能有人会在第六位提出王阳明,这样的人也是不太懂的。王阳明和朱熹的争论,或者说理学和心学的争论,只是宋明理学的课题,是儒学内部的课题,王阳明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还不能够和荀子、董仲舒并列,还要略逊一点,但是不多,只是一点点。前面六个人:孔孟老庄、朱熹,慧能,加上荀子、董仲舒、王阳明,这是九个人,这就是中国思想史,或者叫哲学史的大格局。

哲学史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哲学史,是哲学家的哲学史。一万个普通老百姓,思想合起来不足以在哲学书上占到一句话。但一个哲学家,有可能占到两三页纸。抓住最重要的人物和他的思想,就抓住了哲学的大纲。纲举目张,哲学史就搞明白了。
 
但谈到格局,我们一般喜欢凑个整数,凑到十。那么,谁还有资格再进来呢?有一个当之无愧的人选,而且这个人实际上不该排到第十,而该排到第七,他要排到荀子、董仲舒、王阳明的前边去,是仅次于慧能的大家。
 
他不是主流,因为儒释道,主流里面最有名的人我们都选了。选了九个人,没有选到他。可见他是非主流。但他又是非主流里面最有资格和主流相抗衡的。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诸子百家里的代表人物。他就是墨翟,墨子。
 
有人说,为什么不是法家呢,法家不是很重要吗?实际上,法家的鼻祖、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而管仲、商鞅这种人,在哲学、思想的层面上,不能讲有多大贡献。能够和儒家稍微相抗衡的思想家,只能数墨家。所以,历来儒家批判他反对的人,都会讲他是释老、是杨墨、杨就是杨朱,墨就是墨翟,只是杨朱学派不成气候,比不了墨家。诸子百家里,除了儒释道,勉强能够跟上风的,只有墨家。
 
现在我们分朝代来看一下,先秦的哲学: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讲中国哲学,如果只能讲十个人的话,先秦就占了六个。所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本来打算写上下两册,结果只写了上册,只写了先秦。黄侃就说胡适是太监,我们今天说一个帖子太监了,就是从黄侃调侃胡适那里来的。
 
汉朝的哲学,中心人物是董仲舒。魏晋哲学,没有中心人物,或者说,魏晋哲学的中心人物不在魏晋,依然是老子、庄子。隋唐的哲学,中心是佛教,中心人物是慧能。宋朝的哲学,中心人物是朱熹,明朝是王阳明。清朝的哲学,中心人物也不能排进前十。所以你发现,越往后,想出大师越难。汉朝董仲舒、唐朝慧能、宋朝朱熹、明朝王阳明。先秦以下,就这四个人分量最重,其他人都不能与之比肩。当然,说不能比肩,只是在大格局上看,只是说,他们是讨论的中心。要论细节,人物就数不清了,像杨雄、王弼、陆九渊、王夫之、戴震,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3、
 
下面分时代说,从中间拦腰斩断,先说隋唐以下,再说隋唐以上。隋唐的儒家不成气候,只有文中子王通、韩愈、李翱几个人。隋唐的哲学,在佛教。隋朝有个智者大师,叫智顗,是天台宗的创始人,还有个杜顺,杜顺是陈朝出生的,活到唐朝,是华严宗初祖,禅宗的慧能,不是创始人,意义比创始人还大。慧能之后,禅宗开出了五家七宗: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慧南派和杨岐方会派。这是禅宗底下的分支。
 
整个佛教的分支呢,一般说八个字:台贤禅净、性相律密。台,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开创,贤,就是贤首宗,也叫华严宗,杜顺开创。禅是禅宗,慧能集大成。净是净土宗,净土宗本来不是一个宗,只是净土教,是佛教四万八千法门当中的一种,任何宗派只要念佛,都可以说用了净土的教法,后来渐渐演变成独立的宗派。净土宗的创始人虽然是东晋的庐山慧远,但真正起到重大意义的,是唐朝的善导大师,今天弘扬净土宗的人,都提善导大师,不太提庐山慧远。性相律密,性,是法性宗,法性宗有广义的有狭义的,这里指狭义的,也叫三论宗。三轮宗是隋朝的吉藏创立的。相,是法相宗,也叫唯识宗、慈恩宗,唐朝玄奘创立的。律,是律宗,唐朝道宣创立的。密,是密宗,印度的密宗传入中国,也是在唐朝,叫胎藏界密法,是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的。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隋唐的佛教那么厉害,佛教各宗、禅宗各派的中心人物几乎全部出在隋唐。
 
但是,到慧能出来之后呢,佛教其他各宗就慢慢不行了,佛教变成禅宗一支独大的局面。唐朝的佛教发达到什么程度呢。路边一个卖点心的老太婆,水平可能比后来一座寺庙的住持都高。当时有个德山宣鉴和尚,很有名,我们讲当头棒喝的棒,就是德山宣鉴发明的,喝是临济义玄发明的。不能叫发明,但是德山棒、临济喝,最有名。当时禅宗有南北之争,德山宣鉴在北方,他不服南方的佛教,要去挑战,到了南方,路上饿了,买点心吃,看见一个卖点心的老太太,就要买。老太太说,你是个和尚,讲什么经。德山宣鉴说《金刚经》。你讲《金刚经》,那我问你个问题,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知你要点哪一个心?说不出来,我这点心,你就别想吃了。所以,唐朝为什么出那么多证悟的人呢,因为土壤摆在这里,氛围特别浓厚。
 
到了晚唐五代,就不太行了。晚唐战争比较多,藩镇割据,加上两税制之后,赋税越来越重,怎么办呢?出家当和尚,避税。杀人放火了,跑到寺院里,出家了,所以那时候的寺庙,也是鱼龙混杂。任何东西,发展到极盛的时候,就会慢慢衰落,到了宋朝,佛教衰落,理学就起来了。
 
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很懂道教,把道教的东西借鉴过来,发展了一套解释世界的体系。之前的儒学,不会去琢磨一些理啊、气啊这些概念,不太涉及对宇宙万事万物的解释,到了宋儒,开始想要弄个框架,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个人都是大儒,此外还有邵雍,是个另类。南宋的朱熹、吕祖谦,把周张二程的语录编辑起来,成为一本书,《近思录》。讲心性,讲人如何成为一个士君子,成为圣贤。理学就建立起来了。
 
到了南宋,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历史产生的一个很大影响,是把四书推到了五经前面。以前的人,都是认为五经最重要,到了朱熹,他做了《四书集注》,把四书的重要性排到了五经前面,后面的八百年,四书就成了最重要的经典,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和朱熹同时代的人,还有一个陆九渊。陆九渊和朱熹的争论,是理学最核心的争论。有一句话,叫“尊德性而道问学”。朱熹是道问学,也就是说,朱熹花在格物上的功夫要多一些,冯友兰说,朱熹虽然嘴上讲格物,但他花在读书上的时间比格物的时间多。我的理解和冯友兰有些出入,我觉得,读书也是格物,尤其是对于朱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
 
为什么呢?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有飞机高铁,出行很方便,还有手机网络,可以很容易知道天下的事情。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主要就活在老家,了解万事万物,主要得靠读书。而陆九渊呢,认为不用读太多书,他偏重“尊德性”,认为一个人只要道德好,有节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你看陆九渊的语录,他的话都很大,很豪迈。有一天,陆九渊跟学生包敏道散步,突然就长长叹了一口气,包敏道问他,老师你叹什么气,陆九渊说,朱元晦这种人啊,就像泰山乔岳。朱元晦就是朱熹,乔岳就是很高大的山岳,可惜他学不见道,枉费了不少精神,实在可惜!包敏道就说,不如大家各自写各自的书,历史会有定论。陆九渊一听,很严厉地说:敏道啊,你怎么这么不长进!难道天下有了朱元晦、陆子静就多了点儿什么!没有这俩人就少了点什么?
 
陆九渊对朱熹的反对,就让他成了心学的始祖。我们今天提心学总提王阳明。王阳明的流行,不是一件好事。王阳明受追捧的时代,基本上都是急功近利的时代,不肯踏踏实实做事的时代。当然,这并不是王阳明的初衷,王阳明自己也读很多书,下过很多功夫格物。关于理学心学之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朱陆》一节讲得比较深刻。他说,攻击陆九渊、王阳明的人,要装成程朱的样子,攻击程朱的人,要装成陆王的样子。但装成程朱样子的人,又不像程朱那样多读书,所以,那些门户之争,声称是陆王门下的,不是真陆王,是伪陆王。声称是程朱门下的,却不是伪程朱,也是伪陆王。
 
到了明朝后期,学王阳明的人基本上不读书了。而且理学已经没有再往前发展的余地。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生命周期,理学在这时候也可以说到了晚年。所以到了清朝,有一种对理学的反动,就是朴学。理学是宋学,朴学是汉学。理学朴学的争论,也可以叫汉宋之争。古人把学问分为辞章、义理、考据。宋学是研究义理的学问,考据当然也有,但不是特别重视。汉学,或者说朴学重视考据,认为考据是义理的基础。
 
为什么这样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在理学内部,大家对一句话的理解,有明显的分歧,到底谁的解释对,莫衷一是。要解决莫衷一是的问题,就要搞清楚一个字、一个词本来是什么意思,所以,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一种内在动力让它自然而然就转向朴学了。另外,外部的原因就是清朝满族人的高压统治和文字狱,你没有办法再高调地讨论义理,一谈论义理就会讲到正统,讲到中国夷狄的问题。所以只能转过身来搞搞考据。
 
清朝初年,有个朴学大家叫阎若璩,他最厉害的工作是考证出古文尚书是假的,写了《尚书古文疏证》。对古文尚书的怀疑,早就有,朱熹、吴澄都怀疑过,但是别人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到阎若璩,他找出很多铁证证明了古文尚书确实是伪造。
 
这个意义很大,就好比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圆周率并不是3.1415,而是3.16。当时轰动非常大。有个人叫毛奇龄,反对他。毛奇龄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反对朱熹,写过一本书叫《四书改错》,写这本书其实不完全是学术讨论,其实是想钻空子,靠批驳朱熹来暴得大名。但后来,发现朱熹在孔庙的位置发生变动了,原来在东庑,现在升到了大成殿十哲,毛奇龄发现统治者是尊崇朱熹的,吓坏了,不敢跟皇上对着干。当时他的书刚刚印出来,为了毁灭证据,把印书的木板都烧掉了。等到阎若璩写《尚书古文疏证》的时候,名声也非常大,毛奇龄就跳出来反对他。
 
当时学者著一本书的时间都非常长,往往是写好先给同行看,同行提提意见,再慢慢修改,修改好了,再出书。就好比现在微信公众号上先发个预览版,看看没有错误,再发出去。预览版就被毛奇龄看到了,毛奇龄比较心急,写了《古文尚书冤词》,来挑阎若璩的毛病。阎若璩大的判断没问题,小的细节也有不少毛病,毛奇龄一点点挑出来,写成自己的书,阎若璩一看,反正我的书没出版,他把那些毛病全部改掉了,也没提毛奇龄的事,所以,这次论战毛奇龄等于是完败了。
 
我们说古文尚书,什么叫古文尚书呢?这就要谈到汉朝的学问。汉朝刘邦是平民出身,当了皇帝,并没有什么文化,他让儒生叔孙通制定礼仪,叔孙通制定之后,刘邦才发现,原来当皇帝是这么风光的事。汉朝早年,民众受秦朝的压迫比较深,所以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慢慢地,经济恢复了,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就突出了。汉朝的皇帝要给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找个依据。谁的理论最好用呢?董仲舒。董仲舒提出通三统,代替了之前的五德终始的说法。他把孔子捧到很高的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六经。我们历史课本上喜欢说“独尊儒术”,准确地讲,不叫独尊儒术,叫独尊六经。
 
六经受到尊重,民间同时出来了六纬,纬就是经纬的纬,认为和六经相匹配,说是先秦的书,其实都是汉朝人造假。当时的人十分迷信,这种迷信也有原因。就是董仲舒说,假如大旱,发大水,是什么原因呢?是统治者哪件事情做错了,统治者做得不好,就会遇到灾异,这其实也是对统治者的一种约束。因为这种学说流行,民间迷信的风气很重。慢慢把孔子也神化了,变得不再是一个普通人。
 
当然,有人会觉得这样讲不对,比方说扬雄、王充,他们反对董仲舒的解释,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他们说,他们见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前的书。董仲舒讲的六经,是用汉朝的文字写成的,叫今文。扬雄王充他们依据的书,说是古代的书,用古代的文字写的,所以叫古文。冯友兰说,古文经学好比儒家中的现实派,今文经学好比儒家中的理想派。这就是今古文之争。
 
到汉朝末年,流行清议。清水的清,议论的议。就是臧否时政和人物。人家说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是清议的话,实际上,很多人都被议论过。因为清议的流行,学界有一种批评政治的风气。所以顾炎武说,清议没有了,汉朝也就灭亡了。曹操为什么不敢篡汉呢?因为曹操小时候,出生成长的环境,还有清议的遗风,换句话讲,还有公知批评政府。到了曹丕的时候,就不太行了,没有什么清议的声音了。像孔融这种名动天下的人,因为激怒曹操,就被杀掉了。那大家就不敢再谈政治了,谈什么呢,谈哲学。清议就变成了清谈。议论的议变成了谈话的谈。
 
当时谈的东西叫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他们不仅谈玄,还吃五石散,类似今天的嗑药,吃完之后需要出门暴走,叫行散,把药劲儿散发出去,不然就可能死掉。魏晋是个十分黑暗的时期。那时候的人,也十分放荡不羁,像竹林七贤就是。当时,佛教已经有了,佛教是汉朝传入的,但发展很慢,魏晋的时候,那些谈玄的人和僧人来往比较多,也读佛经。僧人也读老庄。
 
道教也有发展。最有名的炼丹家,葛洪,就是东晋的人。为什么出在东晋呢,跟魏晋人喜欢谈玄吃药有关系。道教也是汉朝出现的,比佛教稍微晚一点。佛教传到中国,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本土的宗教就出现了。道教借鉴了佛教很多东西。但这时候的佛教,并不是真正的佛教。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的很多基本概念,中国的名词里是没有的。
 
比如说,空。什么叫空呢?一栋楼在这,就可以说是空。今天在这,明天就倒了。是无常的,所以叫空。空不是没有,是无常。《阿含经》里说: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无我。我们是理解不了这里面的逻辑的。为什么无常就苦啊?苦就是空啊?空跟无我什么关系,空怎么就没有我了呢?其实,我是主宰的意思,无我就是不能主宰,没有办法决定。任何事情,都是由无数原因引起的,没有什么事只有一个原因。我们说,强奸的唯一原因是强奸犯,听起来很解气,但佛教不承认,如果大家都待在家里不出门,强奸犯只能强奸地球。任何事情,都是由无数原因构成,这叫因缘和合,也叫缘起。
 
但这些思想,和中国本土的思想不一致,那些空、我的概念,中国没有,就拿老庄的思想去套佛教,去类比,这就叫格义。格义佛教,就是打比方的佛教。这种佛教流传很久,一直到鸠摩罗什来中国,翻译了一些经典,才慢慢好转。到南北朝,佛教十分流行。杜牧写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说佛教兴盛。
 
但是南朝的人其实不懂佛教。当时有一场很有名的争论,范缜和梁武帝他们辩论,到底灵魂灭还是不灭。范缜反对佛教,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有身体,就有精神,身体坏了,精神就没有了。梁武帝他们信仰佛教,不承认灵魂灭掉。其实,梁武帝对佛教的理解有偏差,佛教恰恰不承认灵魂的存在。承认灵魂,就是有我,是附会在佛教上的外道,印度小乘佛教里的犊子部是这样的思想,但是主流的佛教是反对这个的。但中国人,因为格义佛教流传了很多年,大家没搞清楚这个误会,包括现在,很多人还以为佛教讲灵魂,这其实是不懂佛教。佛教有方便的说法,有究竟的说法,很多人对这些是搞不清楚的。日本学者小林正美有一本书,《六朝佛教思想研究》,也是这个观点。后来到了隋唐,因为佛教内部的争论得不到圆满的答案,玄奘才打算去印度寻找答案。隋唐的哲学,我们一开始就讲了。
 
现在,还剩先秦。先秦不多说了。只说一点,就是孟荀的争论,或者说,荀子对孟子的批判。荀子和孟子,是孔子的两个继承人。孔子讲过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孔子没有说性到底是善还是恶,所以后来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都在讨论性善性恶的问题。孟子着重发挥“性相近”这句话,意思是说,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是人人天生就差不多的地方。性本善,天生下来,本来是好的。而荀子侧重从后天讲,着重发挥“习相远”,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董仲舒是个调和派,他说性不能说善,也不能说恶,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宋儒是把先天后天分开,先天的,叫天地之性,后天的,叫气质之性。宋儒是推尊孟子的,朱熹说荀子一上来就错了。但要把名词抛开,程朱其实更像荀子,他们强调变化气质,就类似荀子的化性起伪。

清朝戴震批评朱熹,写《孟子字义疏证》,其实不能讲批评得有力度。戴震同时代的人都不承认他批评到点子上了。反而是到了民国,新文化运动批评朱熹,戴震这本书就起来了,也是风水轮流转。为什么说戴震没有批评到点子上呢。因为朱熹的一套东西,用儒家的话说,是“为己之学”,是用来规范自己成为一个士君子,成为圣贤的。它是为有志于学的君子立的标准。不是绳人之学,不是用来驾驭老百姓的。后来,朱熹的东西被朝廷采纳,朝廷拿它来约束老百姓,不是朱熹的错。戴震批评朱熹,说他拿理杀人。其实宋儒不是要拿理去杀别人,是拿理杀自己的私欲。
 
所以,要理解一种学说,不要看他表面上赞成谁反对谁。要知道他说的实际上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说。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考察他的动机。荀子为什么反对孟子呢?荀子写过一篇“非十二子”,把所有人都反对一遍,为什么呢?因为不破不立。印度的龙树菩萨,写《中论》,一破到底,自己的学说才树立起来。在荀子的时代,百家争鸣,不破别人,自己是立不起来的。如果孟子和荀子换个时代,朱熹和王阳明换个时代,他们的学说就不一样了。孔子的学说,不专门批判哪一派,那时候还没有诸子百家。到了墨子,就要反对孔子,因为他在孔子后面,靠反对孔子,才把自己的思想立起来。
 
宋儒反对佛教也是一样。不反对佛教,理学立不起来。王阳明也反对佛教,但王阳明讲的很多东西,就是从禅宗那儿学来的。朱熹科考之前,还在读大慧宗杲禅师的语录。明末有个高僧,我忘了是憨山德清还是藕益智旭,盛赞王阳明是豪杰,为什么呢?因为他理解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这一点十分关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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