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厉以宁:明年经济不会有大起色

2021-08-02 11:03:15



图片来自于网络

导读:

厉以宁教授认为,最近一些小煤窑又恢复生产,钢铁销路变好,但经济拐点还远远未到,未来中国经济更多还是L型。


他建议对古典经济学提出改进,并提出一系列新观点,例如:仅靠合并生产要素不会有创新,创意、创新、创业必须联系在一起;未来不需要企业家,而需要创新者和领跑人;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相比起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网络时代创新创业对资本的要求有所降低等等。


不要轻易谈拐点,L型更符合当前现实

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经济形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是保持在6.7%的水平,但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什么叫“拐点”?就是从现在的经济下行步入一个长期、平稳的发展阶段。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最近煤的价格上涨,很多小煤矿又恢复生产了。钢铁价格上升,销路也比较好。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情况,主要是因为目前企业的确需要去库存,为了保证自己的生产持续进行,必须要增加生产资料的储备料。生产资料的储备本来是在减少,但物价只要一开始上涨,储备就会跟上,因为再过一段时间这些生产资料就更贵了。所以就导致了煤炭、钢材价格的上涨。


这是正常现象,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减轻。要知道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谈“拐点”。明年仍然是在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经济不会有大的起色。U型、V型都不是今后会出现的情况,很可能仍然是一个L型,这是符合当前现实的。


生产要素的组合不足以创新,需要信息的组合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


二十世纪流行的经济学术语中,最广为流传并广泛使用的就是“创新”二字,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的概念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熊彼特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工业化刚开始不久,如今很多情况都已改变,所以需要改进。


举几个例子,第一个,熊彼特说“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在当时是对的,因为工业化时期,制造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没有预料到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时代是后工业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目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非就是创新,信息量的组合、信息的组合才是创新。不掌握和分析最新的信息,光是靠生产要素的重组,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这一点已经被信息化时代所鉴证。两个企业一合并就能够创新吗?那就要看信息量掌握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真正新的因素在里面。


企业家不是创新主体,创意更多来自年轻人

再举一个例子,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就成为了创新”。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对的,但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这个观念是落后的。现在我们说要把“创意、创新、创业”三个连在一起,要想经济能够创新,必须先有创意,先有创意的人并不是企业家,而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创业咖啡馆和俱乐部,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一旦有了创意了,企业家就能够发现投资的机会。每一个大企业都能够创新吗?有些企业保守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能否创出新可不一定。


第三个例子,熊彼特的观点是:“你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先筹资、融资,然后组成一个计划,再把发明家的发明应用到新的领域来。”这个观点不完全错,但是不够全面,因为他不了解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互联网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加快了,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得到这个消息的人会主动向你投资,而不用你去求别人投资,信息化时代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需要改变思路

再举一个例子,古语有云“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个观念对吗?其实越来越不灵验。假如思路不改你要失败永远失败,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创新的过程中会出现无数的新的投资人和组织者。一旦成功了就会迎来下一个成功,一直到其他新的创意出来。


要知道今天跟一百年前熊彼特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那时候大量的年轻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今天大量涌入创新市场、创意俱乐部、咖啡馆的年轻人,都是有知识的人,他们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其中也会出现失败者,但涌现出的成功者更多。


今天,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比过去不知道快了多少倍,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变革的时期,人的观念也要改变。我们曾这样想,你能够知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吗?总的方向可以讲,但具体的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五十年以后的消费是现在的消费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投资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就业是现在这种就业形式吗?那个时候就业者可能就在家里跟企业签订合同,他自己有计算机,能够跟你联网就够了,你要什么软件他就在家里就给你研发出来。到那个时候,人们还会像现在一样身上都带着现金吗?人们出行还一定要自己购买汽车吗?随着时代的剧变,失败者和成功者同样在涌现,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转换思维。


未来也许不存在企业家,需要领跑人

可以这么说,未来时代“企业家”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了,未来不需要企业家了,需要的是领头者,领跑人。一旦有新的发现,就会出现新的领跑者、新的带头人。所以创新是中国的大势、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和一百年前熊彼特所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


未来不止是理性人心理,更多是社会人心理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人和经济人。


古典经济学重视经济人,经济人是完全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来做决策。生产者希望成本最低,收益最大,消费者希望最低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经济人的观念,所以经济人又被称为理性人,被奉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惯例。


现在来这个观点依然适用,只是范围变窄了,不断地有经济学家对经济人观点提出挑战。凯恩斯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在投资方面人们往往体现动物的本能,会做出冲动性的投资。所以凯恩斯认为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全面的。


凡勃伦的观点是,人们的消费不完全是为了物质上的满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而精神上的满足催生了炫耀性的消费。比如一个人明明没那么多财力,却一定要坐最好的马车,使别人觉得“这是一个有钱人”,他就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是消费能带来一种愉快的感知。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为自己,穿是百分之八十为别人”,这种心理是为了让别人以为你快乐并进而羡慕你。


西蒙认为最优的选择是达不到的,因为变量太多,目标又不单一,你怎么能同时做到多个目标最优化呢?所以人们只能做次优选择。比如一位女士买了一件披肩或者一件外衣,别人问她怎么样?她说“凑合”,她不会特别满意,因为她没有时间走那么多家商店,她不确定还有没有衣服比她买的还好。再比如,你买一根缝衣针,到百货公司卖针的柜台,想挑一个最尖的针,没有哪个傻瓜会自己带着放大镜,在这么多针当中逐一比较挑一个最尖的。看到第一根针不太尖,换第二根针有点弯,第三根针“行了,不看了”,做出次优选择。消费者做出次优选择,还算什么理性人呢?所以他提出了“优先理性”,这个观点现在越来越被广泛接受了。


在经济学里除了有经济人以外,还有社会人,社会人考虑的是社会问题。比如说有两个地方可以投资,A、B。A成本低效益高,B成本高效益低。一般按经济人的假设会在A投资,因为成本低。为什么偏偏有些人愿意到B投资?这就要分析了,我之所以到B投资,可能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我对故乡有感情,所以我有钱的时候回到故乡去建一个医院、建一个学校、办一个工厂,增加当地的GDP。


还有第二种考虑,我之所以在B投资,因为我从小在那里学习、生活过,当时人们瞧不起我,认为这家伙没出息。今天我发达了,我就在那里投一个工厂,投一个图书馆给你们看看。这也是一种社会人心理。


第三种情况,我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投资,因为我在那里曾经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欠了很多人的债没有还,我欺骗过一些人,找人家借钱没还就走了。心存内疚,今天我回来想起过去的亏欠,于是就在那里投资来弥补我过去的错误,这也是社会人心理。


现在我们经常讲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一定是企业文化搞得好,企业文化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培育职工的认同感。“同甘”和“共苦”是两个概念。“同甘”是企业走上坡路、形势好、红利多,怎么样分配这些红利必须有制度,如果制度不合理,修改制度以后企业仍然可以依靠制度做到“同甘”。“共苦”则必须有一种精神在支持着,靠制度是不管用的。工厂老亏损,工资两、三个月都没发出来,这种情况下职工走了,怎么样跟他谈制度都不管用,但是如果企业文化做得好,整个企业有一种“共苦”的精神,大家抱团取暖就能共度难关。所以“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这就更加证明了发展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的重要性。今后社会不仅仅要在经济上发展,经济人假设在某些层面上仍然有用,但是社会人假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大家都有一种社会公益感、社会责任感,我们的经济必定能够走向新的阶段。


(本文转载自搜狐财经,由厉以宁教授在“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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