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GE微访谈 | 刘哲：哲学的“再次起航”

刘哲：哲学的“再次起航”

第一次跟刘老师见面，还是“现代西方哲学”课堂上讲现象学的事情了。流畅的思路、清楚的表达、自如的谈吐，还有和同学们课上课下开放而机智的论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暂且没再有机会上刘老师的课，却很有幸能跟老师私下数次请教交流。每次在外哲所的几个小时匆匆飞逝，其间都充盈着在你来我往之中不断推进哲学反思的极大乐趣。

而正是在前几次交流的基础上，我设计了这次原本内容略显庞杂的访谈。本以为容量过大、话题过多，可能会显得虎头蛇尾。没想到，在我们重新整理访谈稿的过程中，竟隐约能看出一些一以贯之的线索，仿佛是老师有意为之，在现场交流的过程中，替我们把原本拼盘式的访谈串成了一次逐步推进的真正的“对话”。

最后，再次感谢刘哲老师应邀指点，以及“哲学导论”课程助教吴娱学姐和采访搭档玄灵的帮助。也希望读者们也能够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体会到反思与对话所带来的沉静的欢愉。

Q：这学期应系里安排，您开设了“哲学导论”的课程。不知道您这一学期授课以来的直观感受是怎样的？

我很惊讶，当然也很高兴，因为我发现中国同学也可以像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的同学一样参与哲学讨论，贡献自己的哲学想法。

开课前我也和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交流过，大家还是有些顾虑的，因为以往哲学导论从来没有以这种形式开过课，内容也没有这样设计过。首先，老师们会顾虑这几件事情：第一，在高中文理分科的背景下，固定程式的信息输入和记忆背诵是文科同学所习惯的教学模式。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课堂对于大学新生来说是否能够接受？第二，课程模式调整的困难不仅来自同学们应试导向的中学教育，也来自我们习惯的以典籍修习为主的人文教育传统。现在看来，这些顾虑完全没有必要。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令人可喜的变化。当然，这不是要否定哲学典籍的重要意义，而是要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帮助同学学会如何重新激活这些经典中蕴含的思考。

其次，老师们的顾虑在于：在这样的强调问答互动性的课程中，我们要把哲学当作活的理论而不是死去的化石去展现给同学；大家常常会发现，我们一起的思考探索往往没有一个最终的结尾、最终的答案在那里。同学们能否适应这样的开放性课程？然而，课程内容具有开放性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学习大环境的变化。提供结论的方式有很多，最人为的就是高考这个模式：同学们必须按照标准答案来答题。而在我们进入大学以后可能会发现，中学的知识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有些是有理论争议的。其次，从一门具体学科的角度来说，一旦我们发现哲学是一个鲜活的、不断处在变动和发展中的理论领域，我们就会意识到寻求最终结尾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以前所适应的由考试划定的目的地突然消失了，我们怎么办？从我的观察来看，如果我们以对于问题的明确思考作为基础，恰当地去结合一些构建论域的基础知识内容，最后达到一些初步的思考结果，同时展现出所谓“理论的开放性”，我发现同学们的学习效果也是很好的。

最后，老师们还有一个教学时间上的顾虑：如果我们以一种在课堂中充分调动起同学们的参与和互动的方式来推动教学进行，会不会时间不够用？要传授的知识很多，同时还不能通过灌输而要通过引导的方式，和同学一起探索达到知识结果，所以教学压力还是很大的。现在看起来，只要课程当中能够通过准确地提问有效引导同学，以及把控同学们在参与过程中所贡献的思考点，并帮助他们澄清这些思考点之间细微的差异，教学进度还是可控的。整个学期，像拖堂、讲不完等等问题基本都没有出现，所以，应该说同学们和我一起向老师们提出的三个顾虑已经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至少我们北大的同学完全可以胜任这样的哲学导论课程。

Q：您作为引导者是否在这样的引导上有困难？

如果说有困难的话，最困难的地方其实在第一次上课的前十分钟：我能不能在这十分钟之内迅速地把教室变成一艘师生一起航行的船？能不能迅速地把船上的“水手们”凝聚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上？在我印象中，一开始的头十分钟，大家脸上都带着一些陌生、好奇，以及一些忐忑不安。为了把大家很快地吸引过来，我记得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在来北京大学报到的路上，甚至在报到之前，会不会就已经碰到一些比较尴尬的问题？比方说，“你们是学什么的？”很多同学都说碰到了。我问“你们回答了吗”，他们很多说“回答了”。我又问“那你们是如实地回答了吗？”很多（哲学系）同学说没有，说自己是学中文的。我说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一种不自信？大家笑了，或许这种不自信来自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说，那么我给大家提供一种更可行的建议，一方面至少缓解你的尴尬，另一方面或许能够帮助作出更为实质的回答。因此，我们引入了“概念工程”这样一种描述性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澄清自己要做什么。我们在最初的十分钟就是通过这样发问的方式，来引导大家走上我们想要大家走上的这样一艘哲学的“大船”上来。

Q： “概念工程”这个术语的引入是否刻画了“哲学是什么”这一个问题的全部内容？或者说我们还需要别的刻画？

这个术语的引入有一个契机，那就是首先至少要把大家带入到我们要划的这艘大船上。因此，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相对清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描述，而不是一种界定。在整个课程的始终，我们需要大家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如何理解哲学作为一门专业所依赖的那种思考的性质？只有试着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是哲学思考”。

首先，我们最初的回答仅仅只是一种相对清晰的描述。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答案也许是“反思”，但是这个术语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意义太丰富了，其中只有以知识和理论的探索兴趣为起点和最终目标的那种反思，我们才可能说它和“哲学思考”有关。在大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直接引入一种定义，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引入，大家就上不了船了。其次，哲学反思明显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静观，它要求同学们的主动参与。因此，我们能够引入的方式只能是描述性的、参与性的刻画，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概念工程”的含义。

如何理解这个术语？“工程”一词带有明确的操作指向，对吗？只看图不操作，那这肯定不是一门“工程”。其次，这样的操作显然也不是独处的、不跟别人交流的，否则它就不是“概念”的，所以至少预设了一个理性的群体，在其中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第三，我们有了操作指向、理性条件这两个要求之后，同学肯定自然会问“我们怎么操作”？这样就需要进入具体的哲学问题，来一步步展示操作的方式：我们首先需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分析、理解和定性？化解这个问题的策略是什么？同时还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具体解决方案？我们会发现，至少在中文的语境下，“工程”一词所蕴含的语义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在初学者那里，我们希望有一个初步的意识和方向，帮助他们明白这个船到底是要向哪儿去划。这个也就是我说的头十分钟的重要性——要迅速让大家成为这艘船上的水手，明白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Q：在一学期的航程之后，是否同学们都能够成为了这样的水手？

可能个别同学依然有些困惑，但我认为，从期中作业、课堂参与和课下交流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同学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哲学的性质是什么、哲学反思中所要求的理论条件有哪些、由这些理论条件所引发出来的论域和理论分支有哪些（当然，我们引入的理论分支并不是穷尽性的）。他们会知道，为什么只有这样一种严格要求下的“强反思”才能够构建起这门学科背后最坚实的论证基础，来确保哲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下的理论学科，而不是一种随意的、日常的闲聊，不是一种宽泛的文化和文明关注，不是一种个体情怀的抒发。哲学学科有它自身的专业基础、专业诉求，以及针对不同问题的要求所形成的各种处理方案。

Q：   能请您给我们的读者带来一次“浓缩版”的“哲学导论”航程吗？

由于这次课是第一次开设，所以我们整个过程中的很多做法都带有一定的尝试性。在第一次上课的课件上我会给出很多特定的概念，大家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都会以为它们具有明确的意义指向。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大家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这些概念背后其实指向了非常多的复杂问题。但这些问题又不是悬空的，不是强行让大家接受的。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切身性，我们就要把同学最初始的个体经验、教育和文化背景等等资源充分调动起来。通过日常语境下大家的思考，我们就能够引发出对一些哲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困难的关注。

这样看来，课堂的进程就会有很多偶然性。比方说，一开始我问他们最想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是“人生的意义”。我说好吧，那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但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什么是“意义”？由此我们就进入了对于“意义”这个概念的不同思考方式的考察。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语言哲学这一专业分支中对于“意义”和“指称”的区分这一问题的思考。

可以看到，我们并没有直接回答“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而是首先尝试澄清“意义”的意义，并通过这样的问题再把大家引入到一个学科分支的领域。每个单元的设置都是如此：最开始我们从一个测试性的问题出发，当同学们给出了许多有趣的想法之后，再去反思我们希望把大家引向的那个最基本的理论方向或困惑。一旦我们用理论性的思考明确分析和刻画这些困惑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日常性反思和哲学性反思之间的距离。在日常的反思中，我们拥有非常多在先认定了的框架和原则。我们反复提醒同学们，一定要珍视它们，不能随便抛弃它们；但另一方面，日常思维中的财富在遇到人工设计的、更为复杂的问题语境时候，会遭遇一些尴尬：有时候会发现这些原则彼此之间相互冲突；有时候会发现所有原则都无法适用；有时候会发现在简单的日常语境当中这些原则会有清晰的导向作用，但是在复杂的语境当中这些导向作用开始变得含混。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哲学反思了。通过这些针对日常环境的测试性问题，我们会发现我们平时不太意识到的、存在着的原则、标准和概念框架，并进一步地意识到它们的局限性，由此我们也打开了进入哲学专业的大门。

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之下，我们围绕意义的问题讨论了语言哲学；围绕实在性问题讨论了形而上学；围绕知识性质问题讨论了知识论的问题，并且帮助大家意识到古代的知识讨论和近代的知识讨论在发问方向上的差别；围绕着心灵和意识问题讨论了心灵哲学的问题，其中不仅包括近代以来对于身心关系的讨论，也包括现象学对意识问题的探索；围绕着道德性、善以及自由意愿的问题，先后引入了伦理学的基本框架，以及对于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元伦理学问题的讨论，还包括了晚近以自由意愿为核心的跨学科理论的讨论；，，以及正义问题、社会正义问题，；最后围绕着超自然的存在者，引入了宗教哲学的问题。

当所有的这些内容结束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还是缺了一些什么——那就是对于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哲学反思”更为清晰的理解。在精确刻画哲学反思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式。我也跟同学们商量，“要是你们是老师，你们会怎么来上这最后一节课？会怎么来刻画这个反思？或者说，你们有怎样的初步策略？”大家都提供了许多有趣的方案。最后一次课叫做“哲学反思的再次起航”，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再次起航？在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引入了反思本身需要的时间维度，或者说“历史性”的维度；同时也把“哲学史”这门学科所依赖的理论根据和有关困难引入进来。

我想，就哲学系老师不同分支的研究来说，这门哲学导论为未来的同学准备了知识的起点以及理论兴趣的初始状态，也为后面的课程提供了初始的过渡。比如说，下个学期大家就会面临哲学史的学习，那么在导论当中，他们已经意识到哲学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有的。可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是“必须有”的？这个问题跟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以及自建立以来在过去二百多年间所面临的理论困难都深深联系在一起。这样一门导论课程下来，同学们或许就会对下列问题思考得比较清晰：我们这门学科到底是做什么的？这门学科为什么要这样讨论问题？我们学科所讨论的问题，为什么是仅仅靠形式演绎科学、经验科学以及其他文化的方式都不能解决的？这是因为这些问题自身的独特性质需要有它独特的理论方法。

对于高中知识背景的同学来说，大家往往会用物理化学这样的偏实验的科学，以及数学这样的建立在公理、定理之上的形式演绎科学，来理解“理论”和“科学”这些字眼的含义。但我们想要问的是：这些内容就穷尽了“科学”和“知识”的性质的全部了吗？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想让大家明白，当我们使用知识、科学这些字眼的时候，或许不应该在先地框定它的范围，而是要根据你所要讨论问题自身的性质，去确定用来回应这些问题的理论自身应该有怎样的“科学性”的基础。

Q：   就这样看来的话，这么一种“概念工程”的方式其实也不是哲学一家的专利，而是每一个人想要面对自己的理性生活的时候都需要运用的一种模式。

确实如此。有一些不是哲学系的同学也跟我说，“我突然发现，这门课教授大家的这种阅读、思考的操作方式，在我们自己的专业也都同样适用”。我想，只要不是数据采集或者形式演算类型的任务，只要是任何一种理论论述性的内容，那么我们哲学专业的方法当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些理论论述一定都需要概念、需要清晰融贯的、有逻辑结构的推论关系。这些思考能力恰恰就是我们“哲学导论”一开始就训练同学需要具备的，而哲学本身对于这些内容尤其敏感。

Q：我们知道您本科是北大“文科试验班”毕业的，但我们很多同学对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很熟悉。能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就读试验班的经历和感受吗？

可能现在很多北大的同学都对此很陌生了，有些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当时北大并行存在着文科试验班和理科试验班。理科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文科试验班是从94年开始设立的。我是95级的。前两级有很多相似性。而96级在前两级提了各种意见之后，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如果去找当时一些主流媒体的报导，“北大（文科）试验班”通常会贴几个标签：第一个是“国学大师班”；第二个是“打通文史哲”——说的是传统中国学术经史子集不分家，而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化就把这个传统文化破坏了，所以要通过所谓“文科试验班”来塑造一批通才。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进来以后才发现，这个宣传口吻仅仅是对外展示出来的理念，相当多的任课老师对于这样的宣传报道抱有相当审慎的距离，甚至是批判的态度。很多老师都说，在今天学科发展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退回到经史子集不分家的状态。

我们当时文科试验班是由文史哲三个系轮流代管，我们95级是历史学系代管，所以我们跟历史系的老师接触特别多。但我们试验班的学生跟历史系学生的专业课并没有一起上。文科专业学生当年第一年是在昌平校区上学，而我们是在燕园学习生活。我们宿舍在28楼，当时周围寝室都是理科生：同一层楼有心理学系、图书馆系；斜对面地质系、城环；楼下还有化学系、计算机系、生科以及医科试验班——整栋楼基本上都是理科生，在盥洗室、卫生间里面听到的讨论跟文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而试验班内部也有很大的冲击。我们当时的开课模式是各个系把他们的主干基础课全开给我们。比如说，你进入了历史学科，那就是历史学的学习培养方式；中文系的课堂又是中文学科的方式。当时我们中文系的专业课要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以及整个从古代到近现代的中国文学史；历史系要学中国史、世界史，以及一些史料学方面的内容；哲学系要学逻辑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但我们跟专业课学生又不一样。我记得当时中国文学史总共应该是一年半的课程，我们被压缩成了一年，但是标准和内容都不降。这就带来非常大的挑战，我们本科头两年基本上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教室和课堂之上疲于奔命。学校也在学期末跟我们座谈，大家的意见相当集中：第一，课程太多，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从早上课上到晚，最后考试就是背；第二，文科试验班的宣传是说要打通文史哲，但是学下来之后，我们发现其实都各是各的，不就是一个拼盘吗；由此也引发了第三个问题，假设我今后想选择哲学、中文或者历史专业之一，但是我在所选专业内跟专业同学们付出的时间精力又不一样，将来怎么跟他们一起学习？

孙永平老师应该还有一些记忆：我当时有一门历史学系的专业课和他上的专业课冲突了，两门课排在同一门时间。我每次都在孙老师的课上上到一半就跑了，去赶另一门课的另一半——而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会出现两门课同时考试的情况！当时哲学系教务老师特别好，她跟我说，你上一堂考试考完了，直接来我们这个考场；我不吃饭，陪着你把试卷做完。有时候一天会有三门考试，而光是上午就有两门是重叠的。我这么讲你们就可以体会一下是什么感觉了。那个时候北大南门外还没有立交桥，都是平房，有很多小餐馆还没有拆。大家夜里就躲在那里，一边吃点夜宵一边背书。而在28楼宿舍里，我们把盥洗室的窗户从垃圾道上面打开，这样就算锁门了以后我们半夜两三点还可以去看书。专业同学们考试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就结束了，而我们基本上要从一开始考到最后一天。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感觉，那我的感觉就是“打通”这事看起来肯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我同时却有一个不经意的收获：试验班让我懂得了尊重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我知道，如果我想要认真面对这些学科，我不会随便乱来，一定会老老实实地按照这个学科的要求，来做这个学科的相应研究。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不会把文学、历史、哲学的内容相互揉在一起，因为不同学科的要求和标准是非常清晰的。这样的收获，或许也对今天我们学校教学之中盛行的一些信念有着挺好的借鉴意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文史哲最靠近了，但是它们之间尚且不能打通，更何况与其他学科呢？如果要把哲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所谓“打通”，其间要遭遇的困难和挑战会更大。

Q：那在意识到“打通”的不可能之后，您又是怎么样把自己的精力专项哲学专业的呢？

或许有些同学会有一些调整的过程，但我一来就是想学哲学的。之所以没进哲学系，是因为看到了“打通文史哲”这个宣传，我就对那个“打通”了之后的“哲学”的图景抱有一些憧憬。但是在意识到没法打通之后，我就把精力主要花在哲学上，另外两个就相对成为辅助性的内容，学习时间上就相应有一些调整了。本科第一年的时候我还有点沉浸在“打通”的想法中，学习上就有一些被动。第二年最终要求我们要在文史哲之中确定专业方向，我就开始按照哲学系自己的教学培养方案来学习。而确定了哲学专业方向之后，哲学专业的同学们也从昌平园回来了，我就和他们有了更多的交流（其中一些是你们现在的老师，比如程乐松老师）。我们自己的宿舍里面，同学在中文、历史、哲学中专业选择各不一样。

所有同学的调整模式应该都是类似的：很快转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方向，然后另外两个学科学习投入就相对降低一些比重。

Q：在进入哲学门之后，您前后关注的领域主要有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这些领域是怎样先后在您这里激发理论兴趣的？

嗯，这样区分的话其实是从表面的层次来罗列知识领域，但是其实这些领域对我研究的限制其实并不大。我更关心的是其中的问题是怎样推进的。

我硕士期间的研究是做法国哲学，研究利科的Soi-même comme un autre，大概可以不准确地翻译为“作为他者的自己”， Identity-sameness as an other，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就是同一性“identity”和相同性“sameness”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是我的研究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而博士阶段的研究中，论题的材料调整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逻辑学》。我的导师给我有明确的规定：只讨论“无限”（infinity／Unendlichkeit）这个《逻辑学》中的概念及其有关论证。一开始的研究也很无序，但是在经过一点点阅读之后，我发现其实德国海德堡学派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开辟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无论是从研究论题、方法以及达到的成果来说，都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我德国的导师刚好就是海德堡学派出身，是其中第二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当进入了这个学派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着自己非常多的理论要求：该读什么书、该研究什么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已经推进到了什么地步、你自己需要做出什么推进工作等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自己的研究才变得越来越明确。

Identity这个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下就直接与对于“主体”和“主体性”的反思有关，其中的第一个入手点就是主体性概念之中所包含的主体的“自我关联关系”的性质。我的博士论文所探索的是这个“自我关联关系”的直接性性质，以及它跟黑格尔“Unendlichkeit”（无限）这个概念之间的关联。但是一旦我们开始讨论主体的生活／生命，我们会发现主体的生活／生命并不仅仅由这种生命之中的所谓“自我关联关系”彻底规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包括二十世纪，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模型——例如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越来越多地给我们展示出了主体的生活之中非常多的“被动性”要素。而这些被动性要素，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于“自由”以及自由的约束下所形成的独特的主体的“自我关联关系”之间的紧张，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我们当然要去回应这样一种对于主体性的挑战，因为我们生活的今天这一挑战会变得更加困难。其中既有纯粹理论的关心，也有文化意义的关心。要去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就要去说明：在这样一种“被动性”的生命当中，仍然有主体性“自由”的可能。

这字面上看上去当然有一些矛盾，对吗？有一些不理解哲学家工作的人可能会说，“你们哲学家就喜欢制造这种相互矛盾的语句，来显得特别玄奥”。但实际上我们也并非是在制造这些貌似玄奥的命题，而是用这些语句来刻画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要想化解这种直接性的自我关系和被动性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就还需要一些新的理论推动。

正是在这样一种契机之下，我会涉足现象学。进入现象学其实也有很偶然的原因。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我们现象学的课程是非常重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胡塞尔档案馆里面上课，很多胡塞尔还没有出版的手稿我们当时就已经在研读了。无形当中我就具备了现象学研究的资源，只不过之前的关注点不在这里。所以，当我发现了被动性和主体的直接性自我关系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现象学的资源就开始变得无比重要。我们会看到，胡塞尔自己对现象学理论的发展，包括梅洛—庞蒂的进一步形变、萨特对“否定性”概念的刻画、、以及列维纳斯、。这些哲学家所展现出来的“提问”的不同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从这些哲学家那里学会他们是如何去针对这些事情来发问的。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冲突，可是这个冲突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这要看你是怎样进一步去刻画这个问题、这个冲突的。恰恰是通过现象学家们之间的对话，我们才能够解释这些对于冲突的不同刻画背后的那个问题实质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也就支配着我现在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我的下一本书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在当代哲学对于被动性、欲望等等讨论之中，去辩护主体自由的可能。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我们不可能忽视当代分析哲学的努力。因此在我的讨论中也会有分析哲学的内容，因为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探索。

所以，如果仅仅从知识领域上来看的话，确实涉及很多、跨越很多，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大家通常所意味着的“跨越”，而是随着问题推进的需要而进一步吸纳更多的内容。因此，可能从知识领域上来刻画一个哲学个体的研究并非最恰当的方式。还是要回到背后的问题本身：他是怎样在“提问”的？这个“提问”为什么要要求这些东西？这些要求是合法的吗？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其间很多问题的出现和近代早期哲学的讨论有着非常密切的源流关系。这也是导致我已经和计划给同学们讲笛卡尔、、斯宾诺莎的课程的原因。这些哲学家的讨论已经包括了很多未来哲学领域中所发生的同一种冲突的另外一种理解方式。这也是我们这一周结束“哲学导论”课程时给大家谈到哲学反思的历史维度的时候所指出的那一点：一个真正的哲学史研究必须借助既有的历史材料，在历史学方法的帮助下，来构建一个和我们今天的问题意识以及我们对于历史传统理解方式完全不同的、陌生性的哲学结构。而恰恰在这一点上，通过对于近代早期哲学的严肃讨论，我们才能够揭示出来，如果想要通过构建某种“影响史”的方式，来塑造我们今天对于现代性、现代世界的理解，这可能是会有一些扭曲的；它恰恰展示的是：这个所谓“影响史”其实是在误解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影响史。而只有当我们通过对哲学史的再研究来批评性回应这种影响史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看清现代传统本身，重新理解“Who I am”“我是谁”这一个问题。

这种研究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只停留在过去的文本之中。Bernard Williams把尼采对古典学研究的见解挪用到哲学史研究中，我之前在哲学导论课程中也引用过，大概意思是这样：“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除了去促成一种‘不合时宜’的——反对现时代的、批评现时代的努力，我无法想象有另外的什么方式，来让哲学史对于我们有意义。如果我们对这一‘意义’有所希冀的话，我们希望，它是对于未来时代的意义。”因此，这些通过哲学史研究的努力所揭示出来的与我们今天的差异，是要去推动我们未来的提问方式的产生。这一提问方式要超出我们现有的一切理论框架，探索出一种新的发问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