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制度绩效、制度惰性与制度变革──如何不伤筋动骨地变革无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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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理论上，只要新制度带来的总收益比旧制度更大，制度变革就可以通过受益者拿出部分所得补偿受损者的方式实现。实际中，如果没有可信承诺，旧制度下受益的人无法期待从新规那里得到补偿，变革就会受阻。部分变革，受益者很穷，拿不出现金，也没有资产可抵押。此时，变革需要契机。比方说，外界因素影响，能让受益者稍微有些积蓄，能拿出一点点东西来保障之后的支付，变革才有可能发生。

1911年，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第一篇，Coman提到了西班牙南部水权的拍卖制。当地水权和地权不在同一拨人手上，农民要用水，就得参加拍卖，赢了才有水灌溉。许多穷人买不起水，只能坐以待毙。如果村民没有面临紧绷的信贷约束，他们可以自己筹资，把水权赎买过来，然后按地块面积分配。前者是拍卖制，后者是配额制。

Jose-Antonio Espin-Sanchez正在Econometrica审稿的研究（与Donna合作），和已被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接受的另一篇研究，勾画了当地水权分配制度变革的全景。前一篇文章中，作者用结构式计量模型，严谨地论证了为何配额制是比拍卖制更有效的制度。后一篇文章中，作者细描了制度变革的过程，并讨论了引发变革的具体因素。

配额制的有效性

1242年，信奉伊斯兰教的穆尔西亚地区和信奉基督教的卡斯蒂略王国，约定穆尔西亚地区属卡斯蒂略保护，维持原有生活方式，继续保有他们的财产。但是，Mula和Lorca两座城市反抗，。两座城市每天用水的权力，按三小时一轮，划成八份，每周五拍卖这一周所有的用水时间段。直到1966年之后，这两座城市的拍卖制才改为配额制。而其它村镇则一直沿用配额制，村民按自家地块面积，引一定量水来灌溉。作者利用Mula的史料，对比了配额制和拍卖制的效率。

Mula当地农民主要种杏子（the bulida apricot）卖。当地经济作物还有柑橘、柠檬和桃子，但产量都很少。故作者只考虑植杏的家户。开花之后，初挂果时，用水需求尤大。当地恰处地中海气候区，关键时段，也是一年中降水偏少的季节。图2中深色部分是杏树用水最要紧的时间，可见此时降水少，水权价格高昂。拍卖制度下，有些农民对水估价很高，但他/她没钱，也借不来那么多钱。这等于说拍卖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比真实需求曲线下掰了一点。信贷约束往下扭曲需求，是效率损失的根源。

作者用结构式计量严格论证了这一点。模型中有N个农民和1位拍卖者，时间单位是周。上述公式，第一部分是农民的效用函数，其中h(·)是杏子的生产函数，ε是生产力冲击，p是当周水价，j是农民买水的数量，ζ是灌溉成本，μ是农民持有现金数量。第二部分：若t-1周时土壤湿度是M_(i,t-1)，在第t周浇水j_(i.t-1)升，每平米降雨r毫米情况下，第t周时土壤的湿度。其中area是地块面积，ET是土壤水分蒸发蒸腾损失总量，FC是饱和湿度，w_t是周数。第三部分是给定以上信息后，杏子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其中KS和Z都是与杏子生产特性有关的变量，γ是待估参数。这部分设定借鉴了农学家对当地农业的研究成果。

除当地气候和历次拍卖数据外，作者还从1955年西班牙人口普查中采集了很多家户信息。当地许多农民在城里购置了房产，可以获得租金。上述公式，第一部分是农民每一周持有现金的变化，其中Φ是每周的开支，η是销售杏子所得，ν是冲击。Φ的具体形式由第二部分给出，其中第一项是周平均消费，第二项是周平均租金收入。令贴现率是β，下面的公式，第一部分是农民面对的优化问题。其中第一项约束是湿度必须大于一个最低水平，这意味着树不能死；第二项代表农民手上现金不能小于0。第二部分是对应值函数。

待估模型中，状态转移变量有六个，分别是湿度、周数、价格、降雨、现金持有量和不可观测部分ϵ。待估计变量有五个，分别是产出部分的γ、χ和ζ，以及收支部分的ϕ_i0，其中χ=(σ_ε,σ_ν)。作者假设个体生产力冲击ζ满足独立的耿贝尔分布，σ_ε是描述冲击异质性的重要参数；作者同时假设现金冲击ν满足彼此独立的正态分布，方差待估。令ζ彼此相同，在附录中，作者说明：如果对ϵ作一些技术性假设，模型即满足Hotz-Miller方法假设，充分识别，可用两步法估计。

第一步是估计状态变量的转移概率，作者尝试了两种估计方法：直接用最大似然法估计logistic模型；用Aitchison-Aitken核和Wang-van Ryzin核平滑原变量后，估计非参的转移概率。这一步估计了(γ,ζ,ϕ_10)。第二步则是常规的最大似然估计，估得χ。完成估计后，作者计算了一系列与制度相连的绩效。图3中，贫穷指从城市地产所获收入，排全体家庭的后50%。黑点是全体贫穷家庭，信贷约束紧，付不起想买的水的概率的平均。黑线上端是贫穷家庭中，排倒数5%家庭约束紧的概率，下端是正数5%处家庭对应的概率。在关键的18-24周，有许多家庭因囊中羞涩，不得不压低买水的数量。

作者还计算了不同给水制度的福利效果。图4中，最上面的线代表，将每一个用水时段给予在当时对灌溉边际效用最高的农户时的福利效果，是社会最优。中间的横线是拍卖的福利效果。斜线中的X含义如下：每一单位水都分配给在当时，距离上次灌溉时间最长的前X%的用户。X=10%，这相当于每一轮水，都在最长时间没有灌溉的那十分之一的家庭间，按土地面积分配；X=100%，这相当于每一轮水都在所有家庭间，按土地面积分配。 X≤50%时，这种配额制比拍卖更有效率。X=25%的情形与每家农户每隔三周灌溉一次相近，而这正是变革后的配额制。故变革后配额制效率高于拍卖制。此外，从拍卖到配额，贫穷家户受益，富有家户受损。作者同时讨论了操纵拍卖等可能。以上分析阐明了：从拍卖向配额转变，是有效率的。

制度变革的历程

作者同时讨论了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当地，持有水权一方有组织，叫Heredamiento；用水的农民一方也有自己的组织，叫Sindicato。1931年，政府出面，希望分期付款买下水权，然后转配额制。Heredamiento成员中，中小股东有许多是当地农民，他们支持赎买，因为自己可以得到更稳定的供水。当时的大股东是皮达尔侯爵（Marquis de Pidal）和他的妹妹，这个家族自19世纪始一直控制着一半的股份。他们不仅要求合理的价格，还必须现金支付。最后，双方谈妥了420万比塞塔（peseto）的价钱，但支付方式没谈拢，交易失败。后来的事实证明大股东的疑虑非常明智：很快，西班牙内战爆发，很难指望新政府会继续支付这笔款项。

1950-1960年代，西班牙积极与欧盟和美国贸易，经济大幅增长，经历了“西班牙奇迹”。如图5所示，农民在银行的存款，平均数量自1950年起直线上升。1965年，这个数字大致是10000比塞塔（注：原文图中数字标记疑有误），接近一年的用水开支。1966年，Sindicato和侯爵，以及Heredamiento的其他股东达成协议：以农民在银行的存款为抵押，Sindicato向当地银行申请一笔贷款，赎买所有水权，Heredamiento的股份按已支付金额逐步转移。期间，当地农民按自家地块面积，缴纳用于赎买的附加费。1981年，Sindicato终于买下了所有股份。自此，水按配额制分配，农民们拥有土地和水，只需承担水利设施的运营开支。

小结

简而言之，作者首先用一个精心建构的模型，评估了两种制度的绩效，说明当地长期施行的拍卖制效率确实较低，制度惰性（Institutional Inertia）确实存在。作者随后分析了低效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变革中将得益的一方，没法保证自己会完整支付赎买的款项。西班牙经济整体的崛起，当地农民的富庶，以及1960年代初，西班牙银行业改革后，地区性储蓄银行的兴起，使得农民方能拿出足够可信的抵押。同时，众多个体打包的存款，很好地分散掉了个体层面的风险。700年后，制度终于实现了和平变革。作者在制度变迁阶段同样建立模型，作了一些量的讨论，诸如当地气候独特性、水权所有者操纵拍卖、农民方操纵拍卖等可能干扰，作者一一讨论并排除。因篇幅所限，不能尽录。笔者认为，两文合璧，可能会成为日后制度变迁研究新的标杆。

文章来源：Coman K. Some unsettledproblems of irrigation[J].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1911, 1(1): 1-19.

Espín-Sánchez J A. Institutional inertia: Persistent inefficientinstitutions in Spain[J]. Accepted, Journalof Econo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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