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大姐
大姐
母亲去世那年，大姐十八岁，我年仅十岁，而小弟才三岁。
母亲是于1967年因一场小小的感冒，注射青霉素过敏而去世的，当时的医疗条件或许不懂得先要做皮试吧。母亲生育我们姐弟六人，除了大姐之外，余下的都是男孩，加上父亲和年迈的爷爷，刚刚十八岁的大姐，便成了这八口之家的唯一女人。
母亲的去世，对于尚在童年的我无疑如晴天霹雳，我们弟兄几个茫茫然不知所措，都不敢去想明天该怎么过。而父亲，他自十几岁就外出打工，辛辛苦苦地从跑腿的小伙计做到了主事一方的经理，解放后一度留在国营单位工作，但是城市生活费用大，他一个人微薄的收入实在难以养活全家，于是父亲毅然辞掉了工作，带着全家人回到了孟津扣马农村老家。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理财能手，所以一回来就被生产队叫去担任会计。但是父亲从小外出经商，所以对农业活极不适应，甚至他的体力都还难以做到日常的手拉肩扛，这样家务活、挣工分的重任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的突然病故，让父亲的天也跟着塌了，他愁的几乎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在全家悲痛欲绝、茫然无助的时候，早已经事的大姐，默默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很自然地接过母亲的衣钵，帮父亲撑起这个家，把家里家外收拾的井井有条，让我们弟兄几个上学归来总有热饭可吃，让我们出门在外总是有干净衣服穿，让我们在人前人后总能抬起头来做人……
当时的农村，一切还停留在纯人工时代：吃面要自己推石磨磨面，吃米要自己推石碾碾米，做饭要自己捡柴禾烧饭，穿衣要自己纺花织布，就是用水也得跑到一里多外大水井去挑水担水。我们家人口多，除了大姐又都是男孩，吃穿用度特别大。幸亏母亲在世时大姐已辍学在家帮助干这干那，这些农活的艰辛大姐都尝试过，并且都拿得起放得下。为了让我们吃饱穿暖，大姐担起了家里的一切杂活，拾柴做饭、担水洗衣、推磨拉碾，我们兄弟几个只有在放学回来时才能帮她分担一点儿。一次雨天，大姐去黄河边捞河柴，滑倒在泥潭里，差点被河水冲走，一身泥浆的她回来后却只字不提，换下衣服便去做饭，我还是后来听邻居四奶提起才知道此事，即便是事后也唬的我心酸不已。在大姐的教育下，我们这些做弟弟的也早早懂事，放学别的同学玩耍的时候，我们都急急赶回来，帮助劈柴、烧火。大哥比大姐小两岁，他利用假期时间特别到焦枝线工地上帮工修路，一个十几岁还没长成的孩子干的却是和成人一样的重活，辛辛苦苦一个暑假挣了30元钱，他一分钱没舍得花都交给了大姐。记得大姐接住钱，捧着大哥满是血泡的手，眼泪扑簌簌的往下落，她大声嚷嚷着说“再不会让弟弟们受这罪了”。大姐是极少在人前流泪的，可是那次她哭了好久。之后，大姐再也不让我们弟兄出去打工了，而她自己却是付出了更多地辛苦。
在众多的家务活中，有一项却是大姐原本所不擅长的，那就是针线活。母亲心灵手巧，她在世的时候这些活一个人全包了，我们弟兄虽然排着个拾着衣服穿，但是里里外外全都收拾的干干净净。母亲去世后，大姐开始学着缝缝补补，学着纺花织布，学着纳底做鞋，学着量体裁衣。大姐也是手巧的，这些手工活她学的特别快，只是家务繁忙，她总要等到晚上全家睡下了才有时间帮我们缝补裁衣。而那时农村照明主要靠煤油灯，家里穷烧不起煤油，大姐就借着月光、偎着炉火，靠这屑微的光亮去完成她还不熟练的针线活。正值青春年龄的大姐，原本应该是光滑圆润的一双手，经常被针扎出了一个又一个伤口，也磨出了一个又一个膙子。因为家里穷没钱买布，很多时候大姐还要在晚上纺线织布，我记忆中经常是半夜醒来，还听到织布机“吱呀、吱呀”的声音一直在响。为了学习针线活，大姐借了一本裁剪缝纫方面的书，人家催着还，大哥便帮她把全本衣服的图样都分毫不差地描了下来，还教着大姐学会了按比例尺计算的方法。大姐虽然只上过三年学，但是这些东西一学就会，让我们这些做弟弟的都很佩服。为了学习复杂衣服的做法，大姐还曾经偷偷地把父亲的中山装拆开再缝上，以弄明白衣服细微处的具体裁剪方法。可以想见，解决全家八口人的穿衣问题，大姐费了多少心血，后来她不仅能把全家人的衣服鞋帽做的舒舒贴贴，还能够出去帮别人剪裁衣服以补贴家用。我们弟兄几个知道家中艰难、大姐不易，穿衣服也格外爱惜，衣服总是比别家的孩子穿得时间长一些。记得有一次我的衣服被同学不小心刮破了，我急得只想和他动手打架，因为我知道又要给辛苦到半夜的大姐添一份麻烦了。
其实最辛苦还不是家务活，而是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在那个粮食要靠分配的年代，工分就是家人不挨饿的关键所在。父亲做不了重体力活，而单靠他做会计的工分显然远远不够家庭所用，大姐又以她稚嫩的身躯扛起了我们全家的生计。我们弟兄多，又都是处于正长身体的年龄，所以家里的粮食消耗量特别大。为了挣工分，为了让我们弟兄几个不挨饿，大姐虽然身小力薄，但是在生产队干活时从不落在别人的后面，不论生产队分什么脏活、累活，她从不挑三拣四。为了多挣工分、多分粮食，大姐经常是别人干一份，她要干两份。挑粪别人担一担，她要来回担两担；割麦别人割一垄，她要飞快地割两垄。印象中大姐手脚麻利地让人吃惊，一时有我们生产队的“铁姑娘”之称。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大姐都是咬着牙在拼的，每天她都是起得早、睡得晚，干起活来冲劲十足，偶尔的头疼脑热也从来没有旷过工、请过假。但也正是因此，大姐落下了许多病根，年纪大了才逐渐显现出来。这几年她经常浑身肌肉疼、骨头疼，走了好多大医院、用了好多仪器都查不出病因，后来一个老中医说这都是多年积劳成疾所致，这让我听了一时语塞。
母亲去世给大姐带来的最大变化，还是性格上的变化。以前大姐是一个人见人爱、活泼爱笑的小姑娘，陡然间全家的重担压在她身上，让一个原本柔弱的小姑娘瞬间变得刚强，甚至强势的有些咄咄逼人。因为父亲是个宽容随和的人，他与人相处总是忍让为先、平和待人，我的印象中几乎没有见到过父亲与别人争执的面红耳赤的情景，甚至父亲对我们姐弟也很少有重话责备。而我们弟兄五个这群没有了母亲的孩子，在外却难免遭受委屈，大姐只要听到消息，总是冲过去，放下一个姑娘家的矜持，与那些农村的大娘、大婶们不依不饶地理论、争吵。久而久之，大姐竟落下了一个个性太强、泼辣厉害的名声。其实我们弟兄知道，大姐是以在外面的强势掩饰着一颗脆弱的心，她不愿失去了母爱的弟弟们便从此便失去了庇护，她是用自己的倔强坚韧、不甘人后，甚至强人一头的气势告诉村里人，虽然母亲不在了，但我们弟兄绝不能被人小看半分。
大姐不仅聪明能干，而且漂亮出众，是十里八乡的佼佼者。然而大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却因为家庭负担重，尤其是我们几个弟弟的拖累，让她找对象都十分困难。那些家境不错的见到大姐先是眼前一亮，然后再了解家庭情况，知道母亲已去世、五个弟弟还年幼，无不摇头叹息、退避三舍。那个时候我们农村老家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是二十岁左右都已经结婚了，而大姐一直拖到二十五岁才嫁到了邻村，之所以是邻村还是因为距家近，方便照顾我们。大姐为了我们弟兄，付出了太多太多，也牺牲了太多太多。我们这些弟弟们虽然早早的便失去了母爱，但是在大姐那并不丰满的羽毛的庇护下，我们依然茁壮成长着，在风雨飘摇中挣扎了过来。
如今，我们弟兄几个通过读书或参军，都先后离开了老家外出工作，只有大姐还依然守在老家那块土地。前些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曾想接大姐来京居住，但是大姐终是不肯答应，只说让我好好工作，不要为她操心。大姐如母，她在我人生成长的道路上不仅照顾的无微不至，曾经的谆谆教诲也让我永生难忘。每次我遭遇挫折和委屈，不免心酸、失落时，眼前总会浮现出大姐那忙忙碌碌的身影，耳畔总会响起大姐那不屈不挠的声音，于是便让我更加坚强，百倍努力。
在母亲去世即将五十周年的时候，我追忆我的母亲，也让我也更加感激我的大姐。